也需要择机打出组合拳，突破性地解决关键难题、显示综合效果。

  三、国体概念在中国的移植及早期演变 迄20世纪末，国体一词在中国还仍然只有古典的语义，但随着外来思想的输入，尤其是在清末预备君主立宪过程中，作为法政含义的国体概念从日本被移植了过来。至明治末期，随着立宪主义在日本的发展，穗积的保守主义国体论也曾受到了激烈的挑战。

他从中国古代经典中寻章摘句，指出：我国之为君主国体，数千年于兹矣。[85]長尾龍一前掲論文「穂積憲法学雑記」参照。[75] 参见古德诺：《变更国体论》，隺唳生编辑：《最近国体风云录》，第26页以下。但在民国时期，由于国体概念在总体上趋于式微，加之宪法及其安定性本身长期尚付阙如，为此，无论是有关国体的宪法解释学还是有关国体的思想观念，在当时均不甚发达，直至1940年代初毛泽东有关国体学说的出现，才打开了国体概念史上的这一闷局。[95]参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75页。

[51] 接着，日本学者高田早苗的《宪法要义》与菊池学而的《宪政论》的中译本亦先后于1902年和1903年相继刊印，[52] 此二书亦均介绍了有关国体的学说，其内容与穗积八束的国体学说几乎一致。值得一提的是，根据当今部分日本学者最新的研究结论，美浓部本身也应被视为是一个国体论者，有关这一点下文即将论涉。参见马岭：《孙志刚案的启示：违宪审查还是违法审查？》，《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但是，一方面，公众诉求表达机制中的制度分层是必需的，因为这个分层使公众诉求表达机制形成一种结构，而结构化和系统化正是作为机制所必要的。这种横向排列的制度将诉求按性质作了区分，其可以被视为公众诉求机制中网状结构中的目。这样说是因为，我国目前的一些诉求表达缺乏法律上的支持，这对于公众与国家政权机关都是不利的。当然，这个法律并不是公众诉求表达机制的唯一立法，在这个能够统摄其他法律规范的典则之下，还应当有其他配套规定，如行政法规层面的配套规定、政府规章层面的配套规定、地方立法层面的配套规定，等等。

诉求的处置方法，等等。(14)事实上，西方法治发达国家对法治政府有非常细密的要求，而且有价值上的确定性。

我们对公众诉求表达机制进行法律构建便是首先赋予了公众诉求表达及其机制以法的属性。公众诉求的表达在这个过程中是第一个环节，就是公众将自己的意志和意愿以某种方式发泄出来，若将公众诉求表达作为一个机制来看的话，这只是一个环节，绝对不能将这个环节理解为公众诉求表达的全部。该条文中虽然没有明确公众诉求表达的基本概念，但其内涵可以说就是我国公众诉求表达的根本法上的依据。因为法治国家与法律体系的建成还不是同一意义的概念，只能说法律体系的建成为我国法治国家的建成提供了条件。

北欧诸国一般都采用这样的模式。目前而言，公众诉求表达机制法律建构的进路应当首先从下列方面展开。宪政本身不是政治机制对社会公众的严格控制，而是社会公众通过政治机制和宪法典则以及其他一些法律典则对有关存在于国家中的机构实体的控制。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亦有诸多保障公众诉求的规范，上面提到的《信访工作条例》就是较为典型的。

这个利益通常情况下是私人利益，当这个私人利益进入公众诉求表达范围之内以后就成了一个必须面对的利益状态。上列两种模式都有各自的优势，对于我国而言，究竟应当选择多元模式，还是选择结构化模式便是一个必须作出回答的问题。

公众诉求表达的前提是公众对现行制度和秩序的认同，即是在认同基本政治制度和宪法制度的基础上进行的。那么，公众诉求表达非法治化究竟有哪些弊害呢？这从我国公众诉求表达发展的历史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

公众诉求表达机制的构成要件不能与公众诉求表达行为的要件同日而语，作为一种机制其并不是由简单的行为构成的，行为只是其中的元素之一。笔者认为，要依法建构公众诉求表达机制，必须制定一个能够将公众诉求表达机制相关重大问题确定下来的典则，通过这个典则统摄公众诉求表达机制的一些主要内容，包括这个机制的性质、机制的构成要件、机制在国家政治体系中的地位，等等。我国法律认可的诉求表达形式有诸多个。例如，公众可以通过民事诉讼或行政诉讼而表达自己的诉求，公众可以通过来信来访表达自己的诉求，公众甚至可以通过写匿名信表达自己的诉求，等等。自1999年宪法第13条修正案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原则确立以后，法治国家的内涵在我国不断深入，公众诉求表达的形式、路径、实现过程也必然成为法治内容的构成而被关注。第三，公众诉求表达的诸多运行发生在法外。

即是说，一国宪法的状况，一国宪政制度的状况作为一种因变量决定着公众诉求表达机制的状况。例如，诸多的诉求表达通过政党组织来实现，还有一些诉求表达是由公众依自己选择的方式进行的，而这个方式本身并没有充分的法律依据。

笔者认为，在建构公众诉求表达的法律机制中，自然应当将有关的利益保护考虑进来，甚至可以根据各种社会利益的分配格局建构这样的诉求表达机制。或者说，社会机制在与政治机制的力量对比中处于劣势地位。

非实在法是指没有体现于法律典则中的那些能够调整人们行为的行为准则。(18)当然，宪法在将其定性为政治工具的同时赋予了其法律人格，该法律人格是使其承担法律责任的前提条件。

有人将这种机制叫做排气阀，即一些有识之士认为当公众对政府或社会有不满情绪时，能够让其有所释放，不能将不同意见压制下来。事实上，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建构的诉求表达制度不一定是法律化的制度。我们说，公众诉求表达行为应当法律化是说公众诉求表达行为是在法律规定的大前提下为之的。此时，政府作为一个间接地与公众发生关系的主体出现于公众面前。

参见［美］米尔顿·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张瑞玉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9页。进一步讲，纠纷分门别类地进行解决，同时在一国形成一个能够全面应对的万能机制。

形成法律机制与机制的法律化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即是说，我们在强调公众诉求表达机制化的同时，还必须强调公众诉求表达行为及其机制的法律性质。正如查尔斯·A. 比尔德(Charles A. Beard)在《美国宪法的经济观》一书中所揭示的。

至于公众诉求表达实体内容的认可则是另一范畴的问题。如果忽视了这一点，无原则地强调其他机制的重要性就会走向法治国家的反面。

我国行政法典则中的概念界定少之又少。关于公众诉求表达机制究竟用几道纲统摄起来是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的问题。还有诸如向领导反映、向行政机关或者其他国家机关施加压力等。但是，公众诉求表达机制可以分解为若干具体概念，如公众诉求、表达机制、公众诉求表达等都是构成这个种概念的属概念。

公众诉求表达是由社会个体或者群体通过一定的行为体现出来的。就决定于行政命令而论，有些情况下国家通过行政命令决定公众诉求表达的走势。

在一个社会机制中，一般都存在一个称之为最后防线的东西，这个最后防线所面对的是社会矛盾和社会纠纷。从目前我国关于公众诉求表达机制的建构来看，其存在于两个体系之下。

在自由统治天下的条件下，个人的自由领域，包括了一切并不受到一般性法律所限制的行动。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出台之前，有关信息公开的问题就一度成为公众与政府之间关系的一个焦点问题，该《条例》的制定既规定了公众诉求表达的范围，又规定了政府行政部门可公开信息的范围和路径，使公众与政府之间形成了信任与谅解的良性关系。